前世今生的缘分揭秘如何做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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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像是副校长的亲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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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纵观中国史，海南岛第一次进入中原主流文化视野的，是她的“大”。这个大，是大荒凉的大。在汉武大帝之前，这里从来都是中原政权无法触摸的死角。从公元前2070年的夏王朝算起，一直到公元前112年止，有将近两千年时间，她就像一只蛋家人漂浮于南海的客居之船，从未被认真眺望、注视、思量和爱抚。

　　然而，公元前112年一场叛乱改变了这一切。

　　先是，南越国相吕嘉叛变，杀南越王赵兴，屠汉使，举兵反抗大汉王朝。时汉武大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，率水军南下追杀吕嘉。吕嘉走投无路，浮海而来，逃亡海南岛。那个叛逆者以为，在这个四海茫茫，遍地毒障的岛屿上，可以躲过一劫。然而没想到，路博德闻风赶来，还是将他捕杀了。

　　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？每当我想起这两句唐诗，我曾不停地问，在那遥远的历史里，到底是谁第一个踏上海南岛的，他是凭着什么目的而来？是本能的迁徙，还是天生的流浪癖，让他们带着好奇之心客居此地的？

　　不管是何种目的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在路博德之前来的那些黎人，蛋家人，以及南方汉人，都不是为着建功立业而来的。唯有北方汉子路博德，因为剿杀叛军，意外地发现这个四面环海岛屿的特殊意义，并留下了两个深刻的政治印记：珠崖郡和儋耳郡。

　　转眼六十年就过去了。总结那六十年，汉朝统治者发现，在北方辽阔的大地上，他们的统治技术娴熟而富有智慧，凡有安抚之地，极少出现过大的乱子。可在遥远的南方之南，他们的统治手段似乎失灵了，不管用了。在他们看来，南方海中居住的百姓野蛮，好斗，排外，对中原主流文化不感冒，也没有溶入主流文化的自觉性。从设郡以来，几乎从来没停止过造反，诸多官吏都死于他们的暴力之下。

　　于是，那个忧虑重重的北方政权不禁想道：既然南海岛民如此非主流，不入流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将他们抛弃了呢？

　　主张抛弃海南岛的人，是贾捐之，他是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曾孙。贾捐之向汉元帝提出建议后，优柔寡断的皇帝也无法下做决定，只好命人于朝廷上和贾捐之辩论。辩论的结果是，他们决定撤郡走人，彻底抛弃那些高举长矛短刀，身披头发蛮夫野人。

　　这估计是海南岛历史上首次出现的，给北方留下所谓排外的错误印象。

　　然而，翻开海南岛的历史，我们看到的真相是，汉朝统治者对当地人实施暴政，激起民变造反，而当地官吏为掩政治之败绩，给中央上奏，有意妖魔了崇尚自由及以冒险为生的岛民。

　　事实上，海南岛自有人迁居以来，先居者从来没拒绝过后来的迁徙者。无论穷丑势薄的贫民，还是落魄潦倒的文人贬官，他们都能一视同仁，敞开海洋般的胸怀接受，并且与之和谐相处。

　　公元1097年，6月11日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这是一个极为悲壮的日子。

　　这一天，北宋大文豪苏轼于雷州递角场港口，准备别亲离友，登上破船漂洋过海，去他的贬谪之地儋州。

　　一去一万里，千之千不还，崖州在何处？生度鬼门关。苏东坡不是第一个登上海南岛的文官北客，在两百年前，唐朝李德裕被政治落井下石，流放崖州，最终没有生还北归。苏东坡官场生涯中，最快乐的生涯，是在杭州渡过的。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从人间天堂苏杭漂泊到被前人喻为鬼门关的崖州，他不知道此生会不会是李德裕第二？

　　恐惧与绝望占据了这个伟大诗人的心灵。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，决定只带儿子苏过结伴登岛。到了儋州以后，传说终于变为现实：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”，苦难肉身及心灵的寂寞，让他身陷绝境，看不到任何生存的曙光。

　　这时候，昌化军军使张中出现了。张中闻听苏轼被贬于此，慕名而来，竟然与苏轼父子成了至交。后来，一场暴雨刷倒了苏轼的栖身之地，张中下令将伦江驿修葺，让苏轼父子搬过来住下。

　　张中就像在黑暗之中漏出来的一片阳光，让孤独的苏轼身心充满了温暖。然而半年后，政敌听闻张中善待苏轼父子，大发雷霆，将之投入监狱，死雷州监司。

　　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立下规矩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。而苏轼政敌将他贬斥天涯海角之地，就是要生生折磨他，企图彻夜打垮大宋这个天然的达观派诗人，让他死于困厄无助之中。

　　被赶出了驿站的苏轼，无家可归，只好流浪于一片椰林之中。他昂头望着椰树上闪烁不定的阳光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人生恍若如梦。顿时，一种从未有的生命尊严的挫败感与荒谬之感，奔涌而生。举目历史，孔子如惶惶丧家之犬丧周游列国时，还有子路等数名学生，陪他颠沛流离。而在这茫茫孤岛上，除了儿子苏过，及天上的鸟叫，有谁能如一片树叶，愿意贴到他的身上？

　　回想贬谪黄州时，他还能于驿站东面开荒种田，尽管日子很苦，但一家人还能其乐融融，他也很惬意的给自己起了东坡先生的名号。可今天，政敌已经将他的尊严撕裂成片，漂散风中，让他郁闷而终。此举可谓恶毒至极！

　　就在苏东坡父子露宿晒身椰林中时，突然听到了远处传来呼喊他的声音。起身一看，原来是儋州贤达黎子云兄弟、王霄等人闻讯赶来了。在黎子云的发动下，乡亲们一起动手，给苏轼盖了一栋茅草屋。悲喜交加的苏轼一时兴起，美名其曰：桄榔庵。

　　桄榔，海南岛砂糖椰子的别称。

　　苏轼的生活从此变得富有情趣，生机勃勃。晚上，苏东坡躺在床上睡觉时，时常听到外面黎人猎鹿的声音。第二天醒来，推门一看，大门上准会挂一块鹿肉。冬天，海上的蛋家人，还会不辞辛苦地给苏轼送来一些生蚝，俩子父生火煮吃，竟也吃得不亦乐呼。

　　没人知道，苏轼踏上海南岛之前，史上写的，耳里听的，都是海南先民的凶悍顽劣，残忍无情，缺乏教化，排斥外来客等等故事。可是他却看到，岛上的居民，无论是黎人，汉人，还是长年漂泊海上的蛋家人，都是质朴单纯，乐于助人，到处显示一派淳朴之气。

　　没有调查，就没有发言权。真相，永远只属于勇于发现事实的人。

　　苏轼是因为诗歌被政敌树为靶心打击的。他发誓从此不再写诗，然而当他亲身体验这浓厚人情味的异乡生活时，又开始变得不可救药，大发诗兴。在一次的“七月七”黎族嬉子节上，醉意浓烈的苏轼与人群起舞，不禁吟起了诗：

　　我本海南民，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，譬如事远游。

　　将他乡做故乡，苏轼已经乐不思蜀了。

　　往日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。回顾历史，大之海南，海南之大。千百年以来，我们之所以“大”，是因为我们从未“小”过。我们胸怀广阔，容纳四方来客，千年以降，从未拒绝。黎人、汉人，回族、苗族，贬人迁客，凡是来者，皆虚身以待，热情相迎。

　　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位海南岛的先民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我们就是海洋上的游牧人群。这里是大陆的尽头，却是大海的起点。我们从这里扬帆出海，投身汪洋大海，开疆拓水，在二百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，每一座留下足迹的岛礁，都是不可抹杀的证据，谁也别想抢走。

　　在苏轼挥泪离开海南岛九百年后的今天，那些过海南的外地人，登岛以后，总是以一种很强势文化姿态批评海南。他们甚至在公交车上大声评论，说海南人懒散，没有进步之心，满嘴咬槟榔，还特排外，总以“大陆仔”蔑称外地人，简直不可救药。

　　事实上，当你在海南岛呆上三五年，你就会像九百年前的苏轼一样，狂扫之前的所有错觉。海南人的善良、纯朴，真诚，以及海南独特的海洋风光魅力，会让你此生难忘，愿以他乡认故乡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