婴灵的超度与心理安慰如何预防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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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臧棣先生的兽医门诊（未删节版）
　　——为一头野兽打抱不平
　　“他的医术很奇怪，三分之一的西医加三分之一的中医，还有三分之一的久病成医。他从来没有治好过任何人，所以我们叫他兽医”。
　　——电视剧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
　　一、无病的野兽和有病的兽医
　　不久前，昏睡的燕园闪出一人，姓臧名棣，声称要给北岛看病。在几个战友的搀扶下，他登上梯子，爬到高处，挥拳激将，负手骂阵，意欲造成一种“江湖代有兽医出，各领腥臊五百年”的神圣预感。那战表上赫然一行醒目的大字：《北岛，不是我批评你》（我们大家都批评你）。这份冗长的诊断（总纲，余不详列）试图拔掉野兽的獠牙，割断野兽的气管，最后，把野兽的残骸,连同他的阴影，和一小卷中文行李，一起搡出国门，在一座荒岛上焚尸灭迹。啊，这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，没有真相，只有选择，“而现实只是背景性的东西”。
　　究竟是什么激怒了这位笑傲江湖的见习兽医呢？大约不过是：野兽的“抵抗”，以及“没有抵抗，我们的当代诗歌就没有什么价值”——这个关于当代诗歌的“混账”逻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臧先生挺身而出：“北岛现在病成这样，国内诗歌界都保持沉默，撒手不管。我只好继承祖传中医，当回兽医，开方下药了”。
　　按理说，但凡野兽，都来自“抵抗的谱系”。没有改造好的飞禽走兽、虎豹豺狼，哪一个不是充满敌意的偏执狂？哪一个不是“较劲”、“拧巴”的“木头”（北岛外号）？假如一个兽医被野兽咬了，那肯定会转移世界的目光，遮蔽兽医的神勇，抹黑甚至颠覆动物园里原本和谐的医患关系，加重其妖魔化的倾向，进而对祖国兽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致命的伤害。
　　至于野兽的教养问题，其实就是圈养问题；野兽的立场问题，其实就是生死问题；野兽的思维问题，其实就是投降与否的问题。当一个秀才在水帘洞里款待萨特的时候，野兽却在危机、血腥和残酷中日夜煎熬。没错，它们孤独、冷漠、逆反；它们紧张、焦虑、怨恨，但这誓死不降的灵魂正是一切野兽的凶猛所在。您有权鄙视，但无济于事，因为这是颠扑不破的宇宙法则。
　　真不知道臧先生为什么如此厌恶野兽的“抵抗”。作为兽医，他应该习惯抵抗，他的药箱里（咔塔一声，箱子开了），肯定装着斧头、棍棒、麻药、老虎钳、语言的暴力、“审美和伦理的双重刑具”，以及在北大街边刚刚伪造的营业执照。窃以为，不论是从兽医心理学讲，还是从人医心理学讲，这都是对“抵抗”的“赤裸裸的绝望”。再说了，这个抵抗，无非是拒绝从野兽进化到家畜，从山林进化到监牢。说穿了，这个抵抗，也就是一头野兽对追捕与封杀、剪刀与麻药的“天生的抵触”——其中包括：对一个野蛮兽医的誓死抵抗。
　　“医”和“巫”，同在一个谱系；神汉和巫婆，纯属偶然巧合。当初，尧的私人医生，名字就叫巫咸。东晋山路上“逍遥”的葛洪，也是兽医的祖先。臧先生说自己的诗是“超越时代的秘密”；但句子究竟写到哪一步才算好，却只有“鼻子说了算”。当我们以为诗是一头动物的时候，它可能是一株植物；而当我们以为诗是一株植物的时候，它又立刻变成了一头动物。总之，“诗是一种慢；诗歌是一种特殊的知识，除了高贵什么也不承担”。嗨，这么跟您说吧，臧先生的诗，忽而是刘谦的魔术、忽而是圣城的迷思；忽而是生命的仪式，忽而是古怪的幽灵——所有这些，都让人想起了五千年不死的“巫”的形象。
　　臧先生“对思想阴郁的人有一种天生的抵触”（阴郁：形容词，剧毒物质）。他认为：诗必须“颠覆痛苦与悲哀”；“黑暗是相对的，诗歌是绝对的”（黑暗是一种短路现象）。嗯，如果中央的电视台采访臧先生，该兽医肯定会扬起沾满狗脑或猪血的幸福笑脸实话实说——幸福的兽医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野兽各有各的不幸。然而，鲁迅是阴郁的，尼采是阴郁的，波德莱尔是阴郁的，而且，阴郁也是阴郁的。在一个雾霾的年代，只有斯大林的烟斗，还在闪闪发光。
　　“颠覆痛苦与悲哀”，此乃一名兽医的理所当然。而野兽唯一的感受，就是痛苦与悲哀。只要是野兽，它的呐喊就是“阴郁”的——鹦鹉和孔雀相对明媚。对它们来说，黑暗是绝对的，光明是相对的。隔海相望，臧先生再三恳求：“请别让我被犬儒，也别让我的写作场域被犬儒，也别让我的生存处境被犬儒”（希望诗学：酷似希望小学。其中有些已经如期坍塌）。那表情像极了“不知道主子是谁”、只能在门诊部春华秋实的雅舍某人。
　　　野兽不来看病，兽医就要饿死。诱之以饵，陷之以阱，绳之以法，这是一切兽医的惯用伎俩。但假如一个屠夫，却穿了兽医的白大褂，左手提刀，右手祈祷，脖子上晃着个听诊器，一心要锯了象牙，钉了马掌，骟了睾丸，或者像野生动物园的某些专家那样，压榨熊胆、偷割鹿茸、分吃虎肉，那就一定要踢他踹他，扑他咬他，直至像马戏团里那头貌似驯服的老虎，趁其不备，反咬一口，终于以锋利的牙齿，咬断了驯兽师的咽喉。君不见“在非洲草原上，小猎豹的成长就离不开对捕杀技艺的学习”。
　　我虽然不知道如何才能超越时代，但我知道就连兽医也无法提着两蛋上天。我还知道，“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，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”（鲁迅协会一）。当然，“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，但有人骂他们，他们也是要骂的。他们骂骂人的人，正如杀杀人的人一样——他们是刽子手”（鲁迅协会二）。眼下，北大，早该有几个“凶猛的闯将”出来，一拳砸扁这牛皮纸的监牢（没用，“宇宙是扁的”，扁鹊也是扁的）。
　　英汉词典：兽医，钉马掌的铁匠。在发达国家，兽医需经七年训练，方能持证上岗。那些手段高明的兽医——尤其是祖传，常常受聘于政府行政机构。对啦，从小到大，一提起兽医，我的脑海立刻就会浮现出死亡天使“门格尔叔叔”的尸体。他天生洁癖，是个完美主义者。出于一种对偏执的热爱，他将那些皮肤上有斑点和小疤痕的人，统统送进了毒气室。
　　在成功逃脱了和萨达姆大叔一样的命运之后，门格尔叔叔摇身一变就超越了时代——变成了一位慈善的兽医。他的理论是：“人和狗一样，都有谱系，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，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。”鲁迅的朋友——一位俄国艺术家曾经担心：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，是否会发明一种药品，注射给谁，谁就会甘愿为奴。
　　——这发明的重任，像一只大手，已经暗中搭在了一位祖传兽医肩上。
　　《孙子兵法》：“鸟集者，虚也；夜呼者，恐也”。啊，惠特曼的亲密朋友，您应该知道，“即使是正面的敌人，倘不死于战场，就有大众的裁判，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”（鲁迅协会三）。
　　二、明媚的燕园和阴郁的虎穴
　　世界上没有一头野兽会喜欢一位凶恶的兽医（当年，俄罗斯的沙皇好像也曾为野兽恰达耶夫指定过兽医），也没有一头野兽甘愿吞下祖传的毒药。他们不是雷锋，还没有学会为人民服务，尤其是为人民兽医服务。
　　令臧先生怨恨的另一原因，是一头野兽对百忙中前来义诊的兽医的公然（私然多好）揭露、羞辱和冒犯。可见，即便房梁上吊着“我们的体制”、“我们的传统”（其实是正统）、“我们的文化场域”、“我们的文化躯体”、“我们的公共文学空间”、“我中华文学”、“文化守望人”等私下仿制的各式“金字招牌”，一个“师道鳟燕”的兽医，也还是战不过一头浪迹江湖的猛兽。
　　臧先生指出，作为野兽，北岛最根本的欠缺，就是“智慧和境界”。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、离间对手，臧先生顺手拔下一根毫毛，利用一个兽医的“智慧”，顺风一吹，就把“我”吹成了“我们”，就好比有些人把“人”吹成了“人民”。
　　虽然臧先生“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，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，也是一个问题。这个‘我们’，颇有些‘多数’和‘集团’气味了。用‘我们’来说话，是不错的，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”。（鲁迅协会四）
　　对一个“练过点儿散打”的兽医来说，即便中了博士的头彩，也不会进化到和一个无知的野兽讲理。兽医这一行，若非心狠手毒而又顾念生灵（“我切丝瓜时，会觉得它很可爱”），就肯定干不了。在一个假药和红包泛滥的年代，兽医开出的猛药，虽然包装上印着“祖传秘方、包医百病”，熬出来看，却只有辱骂和恐吓。
　　臧先生自称“虽是当兽医，境界也还是要的”。我们且向这张大的口腔放眼望去：但见那粉红的舌尖上挑着几个罪犯，分别是：文学的纳粹、集中营的警察，文化暴发户、癌症患者、恐怖主义者、原教旨主义者、思想宝贝、诗歌宝贝，等等——啊？这不像可爱的中国，这分明是审判过季米特洛夫的莱比锡的法庭。
　　“夜战多金鼓，昼战多旌旗”,出于统战的考虑，臧先生一面“抱怨”野兽“用立场来发言”（嘿嘿，野兽只能站在无边的旷野，却不可能站在“同仁堂”的廊下），一面悄悄“把音量调高”，喊几个同志助阵（照理说，“伟大的东西是不知道什么叫孤独的”）。夜深人静，我听见臧先生用嘶哑的嗓音不停地呼唤着戴望舒、卞之琳、艾青、王蒙、李泽厚、刘再复、韩寒、王家新、钱春绮、黄灿然、董继平、郭路生、多多、杨炼、于坚、韩东、西川、张枣、翟永明，以及“心理残废”的欧阳江河等人的名字，至于人家肯不肯为这“诗歌的友谊政治学”而战，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。
　　“猛兽是单独的，牛羊则结队；野牛的大队，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，但拉开一匹，定只能牟牟地叫”（鲁迅协会五）。在某某大剧院漆黑的包箱里，臧先生久坐成痣。然而痛苦中他还是一眼就认出，那个马戏团里“红鼻子”的扮演者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北岛，——那么你是谁？温其九？王连举？甫志高？还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？但愿臧先生收刀纳谏，别把“公义、正义、大义”剁成肉馅，加上真材假料，搅拌出那句蒙蔽天下的血腥台词。
　　“重中有轻，轻中有重，意生艺到，出神入化”，此乃兽医“十八般武艺”秘诀。有时忍不住骂出“混蛋、混账、鸟逻辑”，或者小战士兽性发作，在火车上射出《一把好乳》那样的绝句，则属“偶然失误”，与医德无关。
　　瞟一眼访谈，知道臧先生喜欢狗，而且是大狗。狗的主要工作是邀宠、看门和追杀。按照仿生学的原理，臧先生埋头训练自己的嗅觉，正直的鼻子终于变异。比如从北岛身上，他就“闻到了文革的阴影”（五官通感）；从林贤治的愤怒里，他又“闻到了一股酸腐的臭味”。
　　鞋子小不小，首长说了算；马掌钉不钉，兽医说了算。既然我们“至少已经出了七八个世界级的大诗人”（仿诺奖，开奖前姓名绝密），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大国，再出七八个“基本都懂外语”的世界级兽医，估计也没啥问题。
　　正如“诗歌是一门手艺”，义诊和屠杀也是一门手艺，两者“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肯定”。其手段，可以匕首，可以坦克，可以锤子，可以缝针，也可以“定向爆破”。野兽惧诊，那就明杀或暗杀。至于野兽的嚎叫，那不过是一种宣泄，甚至是发泄——可以在他们嘴里，塞上协会的专用毛巾，以防谣言扩散。然而，那些“沉溺于绝望和阴郁”的野兽，终不会束手就“驯”，更不会自投死地。小子！听着！“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”，——这是素王说的，虽然那最后一字为“天王”所忌。
　　野兽躲得起兽医，但却惹不起兽医。“你和他讲法制，他和你讲政治；你和他讲政治，他和你讲国情”（段子协会）。“就比如投降吧，某种意义上，上帝造人本身，就已经向什么东西投降了”。啊，我终于知道上帝向谁投降了。总之，一个“只负责扭送，不负责申辩”的打手，是不会真正讨论诗歌的，勉强讨论，那也不过是“烟雾弹”，趁着混乱，绕到李自成“背后”，手起刀落，绝了后患。因为每一个真正的兽医身上，都寓居着一头野兽。
　　黑格尔说：“表面的东西最深刻”。臧先生没有表面，只有无数个“侧面”。所以，侧面的东西更深刻。臧先生的诗，无一首无来历，不是“保护湿地协会”，就是“保护小动物协会”。臧先生还说：“生命是一个自我肯定（估计死亡是另一种肯定）、自我提升的过程”（一只令人“惊喜”的喜鹊）。
　　是啊，请不要急于判断兽医“有没有灵魂”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，然而喊了半天，别说猛虎雄狮，就连去了势的骡子，也没一个主动体检。也只好像江湖上卖药的好汉，收起盛钱的草帽，诗意地踱回那间“著名的当代文学教研室”（或：爬满青藤的文化诊所协会），筹建一种值得信赖的“中国新诗的认证机制”，以解决“谁的世界？谁的价值？谁是病?谁是药?”——这样棘手的宇宙难题去了（北岛迷，臧棣更迷，真理在第三方）。
　　“好的诗人都是有大情感的”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写作的“合法继承人”，和一个被四川战友称为“非常牛逼非常卓越的诗人”（拟加“高贵”二字，一看是毒药，删），臧教授每天的工作量不下14小时（“我一直在写，就像鸟一直在飞”。注：不管咋飞，都必须保持鸟样。问：当朝“重鸟轻士”乎），“天才地重复”着一个知识分子兽医的祖传梦想。
　　三、平安的国体和危险的兽情
　　《吕氏春秋》：“昔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阕”。呵呵，三人操牛尾，其中说不定就有兽医的形迹。从人与兽的关系看，兽医当属压迫者协会，按照列宁同志的说法，其扮演的角色有二，一是刽子手，二是牧师。
　　礼曰：“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”，所以“祖传”二字，最为紧要，尤其要熟悉“我们的传统”。中国的第一所兽医学校——北洋马医学堂，虽然距今只有100多年历史，然而早在殷商时代，“我们的传统”里就有阉割术；殷墟出土的玉牛，鼻子上有小孔，五千年的乱麻，就从那鼻血里穿过。西周时期，祖国的兽医已学会为野兽看病。据此，所谓“现代”，其实不过是“传统的一副特殊的面孔”。
　　当年，梁山泊“聚义”的好汉，每个人都肩着“替天行义”的大旗。臧先生“铁肩担正义，妙手著偏方”，那镀金的“铁皮匣子”里（或：一个制作精细的罐子丛书）早已备着三样东西，曰：“当代文学的公义，当代诗歌的正义，华夏文明的大义”（商标抢注：三义麻沸散。联对六味地黄丸）。我不禁暗暗猜测，这个独断专行的兽医，将来很可能晋升为一级国医，或者像胡万林、王林那样的超级大师，如若不信，嘿嘿，看官，咱们走着瞧。
　　据说，中国的兽医，胆子最大的，要数三国的董奉，他是给老虎看病的猛士。名气最大的，当属春秋的孙阳（号伯乐）。地位最高的，是吾国吾民的马师皇，他是黄帝的“闺蜜”。他说谁有病，谁就必须有病；他说谁尚未犬儒，谁就肯定尚未犬儒。从臧先生身上，隐约可见马师皇当年的气度和“巨大的绞杀作用”，以及一个身在局内、体在制里的国医，对中国兽情的深度焦虑——比如，“北岛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，他是拿着美国国籍在香港想到了李自成”。呵呵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别搞得像是一种“摸底”，或者一次“田野调查”好不好？
　　“强烈的焦虑多出自伟大的抱负”，然而这伟大的包袱还真让我“多少嗅到点儿血腥味了”。“鉴于国情，说不定还包含着赤裸裸的现实的威胁”。“蚊子在叮人前，总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。牛虻在行刑前，却是大声的宣判”（鲁迅协会五）。华佗（兽医鼻祖）庙对联：“未劈曹颅千古恨，曾医关臂一军惊”——想必臧先生一定也有这样的千古之——怨恨。
　　诚然，给野兽看病，不但要注意眼前，更要注意其“背后”是否“简单”（没有什么比简单更复杂）。在臧先生眼里，北岛早已成为中国文学的“局外人”（其悲剧诗学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）。所以，北岛，请不要干涉中国文学的内政！“我们”不但要把你驱逐出境，还要把你的影子驱逐出境。如其不然，则“断其喉，尽其肉，乃去”。至于“中国的问题”，只能用北大兽医的方式来解决（其中“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种大师现象”）。放心吧北岛，在“体制化的缝隙和断层”里，全中国的兽医“很快就会琢磨这件事的”。
　　其实呢，身为闯王的李自成，当年也不过是一头踉跄于体制之外的野兽。他在那首“现实只是背景”的咏蟹诗里，就表达过对兽医的恐惧：“一身甲胄肆横行，满腹玄黄未易评。惯向秋畦私窃谷，偏于夜月暗偷营。双鳌恰是钢叉举，八股浑如宝剑擎。只怕钓鳌人设铒，捉将沸釜送残生”。当然，螃蟹和老虎是两种野味，但“怕”和“逃”却是殊途同归。刚刚去世的牛汉在某动物园（常有兽医参股）就曾看到：“有一个不羁的灵魂，掠过我的头顶，腾空而去”（牛汉·华南虎协会）。而就在此时，另一头“假装与社会对立”的野兽出现了。艾略特的荒原，贾平凹的废都，一声咆哮，我听得清清楚楚——“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，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”（黄翔·野兽协会）。嗨嗨，这“没有禁忌的诗歌”是成不了“大事”的，而此间深奥，又何足为外人道也。
　　别看臧先生“对实际的政治不感兴趣”，但却深刻洞察“诗歌和政治之间存在的伟大张力”（例如：“诗，展现的是一种最根本的政治友谊”）。只见他关好窗门，引火烧身，终于从拔火罐里捏出一撮颠扑不破的祖传真理：“政治是一种伟大的智慧，一种伟大的实用艺术。”臧先生一再揭露该野兽“用一种厚颜的方式来恣无忌惮地搅局”，套用毛主席语录协会，那就是：“搅局，失败，再搅局，再失败，直至灭亡”。呵呵，忽然想起周杰伦说过的一句话，“厉害的人不是要学多少知识，而是要有一技之长”（技通妓通鸡）。即便如此，这种对沪上三名法官的精确模仿，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兽医的职权范围，应当以“场域僭越”论罪（附：金鸡善斗，飞不越界）。
　　胆敢“搅局”的野兽一定是夜行的猛兽。那些熟练掌握了“滑翔”技术的动物——比如仙鹤（高洁清雅，诗意地栖息于一品官袍），则绝不会（然而“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，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，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芒”——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协会）。只是不知道这“搅局”究竟是搅了谁的局？酒局？牌局？饭局？还是顾全残局的局？若是前者，那正好符合盛世出台的“八项规定”。在我看来，所谓搅局，不过是鲁迅门下窜出的那头猛兽，蹬翻了祖传的汤药，惊扰了燕雀和红狐，切断了行医的套路。那个“恶俗的批判性的尺度”，就像老虎的爪子，只轻轻一戳，就戳穿了大师的“画皮”。
　　金牛座的臧先生深知，兽医干好了，就可以由皇帝赐姓司马，再封个“燕园牧”什么的。或者凭着“耐力”，公费去非洲打猎，私下里觐见冈比亚的首席兽医贾瓦拉，向他讨教连任总统的秘诀。据说，曾荣获帝国勋章的苏格兰人吉米·哈利，就是一位弘扬“普世价值”的兽医作家。其代表作是：《夜夜交际的猫》和《只叫过一声的狗》——住口！这不但是“阴郁”，简直是淫荡和亵渎！没看见“目前这个阶段，是新诗历史上中国诗人达到过的最好的写作状态”吗？
　　一个兽医，毫不利己，专门利兽，把中国诗人的事业，当作他自己的事业。且不论这是一种什么精神，但只要有这种精神，就是一个高尚的医，一个纯粹的医，一个有道德的医……抱歉，以下省略。鉴于臧先生在教育的岗位上做出了为屠宰场服务的业绩，为确保“从根本上控制和扑灭重大动物疫病”，我提议，由臧先生牵头，紧急成立“北大兽医反搅局协会”，隶属某安保部门，并内定臧先生为首任主席。
　　其主要任务是：一、重建北洋马医学堂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（鼓励拆迁户自焚）。二、全面开展进出口检疫工作（彻查长江死猪、湘江死婴、浙江瘟鸡等）。三、建立“祖国丛书”出版基金（或称“中国七八个大诗人”协会）。四、“在本世纪解决”人畜共患疾病（继莫言文学奖之后，全力冲刺诺贝尔医学奖）。五、全面推广试管羔羊技术（出生后一律圈养，俾其“对我们的生存景观承担更深邃的责任”。天生阴郁者，斩）。
　　为祝贺该协会万一成立，特作打油诗一首，略表山高水远、不便就诊之意。如蒙不弃，悬诸未名湖畔臧先生门诊部某不太阴郁处，则备感荣幸矣。诗曰：
　　喇叭花里晃屠刀，湖畔未名走着瞧。
　　虎迹出山频打探，驴皮带血自煎熬。
　　放开手脚抽熊胆，蜷伏爪牙待藏獒。
　　两代顽疾不敢问，溜须却是小挖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