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世缘份的缘分解读有哪些?_杨苡和她的《青青者忆》(转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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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飞宇 杨苡和她的《青青者忆》(转载)

  在南京,有一堆关系松散的朋友,这些朋友见面之后都要这样问一句:“最近去看杨苡了吧?”对外,我们都说“杨苡先生”,但是对内,我们都直呼“杨苡”,这是我们的一点小虚荣,都直呼其名了,足以证明“杨苡先生”是“自己的人”。    先生生于1919年,她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是1935年,那一年我的父亲刚好一岁,而我的母亲还没有出生。在我的心里,先生自然是泰斗一般的人物。可这个泰斗一般的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和力,二十年前吧,对,是二十年前了,我刚满三十岁,而杨先生也还“小”,才七十多,我和先生在一个会场里相识了。先生很安静,端坐在遥远的角落里,通身洋溢着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贵与优雅。一位长者把我拉到先生的面前,把我介绍给了先生。杨苡先生望着我,说:“你教我写小说吧。”我说:“好的。”回头一问,原来是杨苡,翻译《呼啸山庄》的那个杨苡。我臊得不行,轻狂啊,轻狂,可再怎么轻狂也知道羞愧,好长时间我都不愿意再见到先生。真的到了再见面的时候,先生一点责怪的意思也没有。嗨,也是的,先生什么样的人没见过,她哪里能介意一个毛头小子的冒失。
   有一件事情我是自豪的。是2007年还是2008年?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来南京大学的中美中心讲学,我去看望他们。闲聊的时候我们怎么就聊起杨苡了,资先生愣了一会儿,突然说:“我们大约有好几十年没见面了。”这句话有点吓人了,很辽阔,从这头都望不到那头。我冷不丁地冒了一句,说:“前几天我还去看望过她呢。”陈乐民先生似乎不相信,就好像我说我们家有故宫的藏品似的。陈乐民先生说:“我们去看看她,———方便吗?”我的胳膊一抬,说方便哪,下了楼几分钟就到。是的,无论是资先生还是陈先生,他们再也想不到“下了楼几分钟”就可以见到杨苡。———历史就是这么个东西,它有多复杂就有多简单,十几分钟之后,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真的坐在了杨苡先生的客厅了。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,就在“好几十年前”,就在天津那时的英租界昭明里,少女杨苡和少女资中筠曾经是邻居。那以后,十七岁的静如(杨苡)和伟大的巴金开始了他们的“世纪友谊”。    陈乐民先生仙逝之后,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文章里记录了这次见面。我附带记录了两位世纪女性的美。是的,我很负责任地说,是美。时光是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,绵软、缓慢,却坚决,它能把遗传、教养、学识、修为、智慧与心性耐心地组合起来了,变成待人与接物、言谈与举止,一颦与一笑,一句话,变成一种特别的风度,和光同尘,月明风清。我要承认,这样的风度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,那是“讲究的岁月”在她们的身上留下的非物质留存。    有一件事情杨苡先生也许不知道,在她和资中筠、陈乐民先生见面的时候,我是幸福的。这是一次普通的见面,没有任何“远大的历史意义”和“深刻的现实意义”,仅仅是一次礼节性的见面而已。我什么都没有见证,但是,我见证了。从头到尾,我几乎没有说话。我只是幸运,幸运的人是不该说话的。往事历历在目,可陈乐民先生已经永远地缺席了,再听他们三个人说话,不能够了。作为一个小说家,我要说,想象比记忆重要;作为一个人,我想强调的是,记忆比任何想象都要珍贵。    我和杨苡先生的交往并不多,可是,因为年纪的差距,我和杨苡先生的每一次交往都特别地快乐。为什么呢?在先生面前,我可以“童言无忌”。我是一个吐噜嘴,偶尔会“吐噜”出不太得体的话,杨先生不介意。其实杨先生自己也是一个吐噜嘴,用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,“我都这个年纪了,我还在乎什么?”面对不喜欢的事、面对不喜欢的人,杨先生的风格是快刀斩乱麻,一两句话就“吐噜”了,那可是稳、准、狠的。别以为杨先生足不出户,她什么都知道,因为她每天都在阅读。她的视力和记忆力是我这个“小帅哥”没法比的,嗨,“小帅哥”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,视力和记忆力都远不及先生。    马年的春节前,赵翼如女士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,说,杨苡批评你了,说“飞飞”好久都没来了。我一想,也是的,好久都没去看望杨苡了。说去就去。我给先生带去了一本《苏北少年唐吉诃德》,这是我的新作,先生回送了一本她的新书,《青青者忆》。这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,是“巴金研究丛书”中的一本。我在当天的夜里就把这本书读完了。和陈思和、李辉、周立民的专著比较起来,这本书真是太独特了。在未来的巴金研究中,我敢说,这本书不可或缺,它的立足点不是学术,是人生。你要想知道巴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,那么,从《青青者忆》开始吧。《青青者忆》告诉了我们两件事,一,平凡是如何抵达伟大的,二,伟大怎样才能抵达平凡。 说白了,巴金和杨苡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文学的故事。文学,嗨,一个多么无聊的东西,在今天,你怎么轻贱它都无所谓了。但是,不要着急,在我们的上一辈、上上一辈那里,文学,它是多么地贵重。在“写”的那一头,文学是贵重的,在“读”的这一头,文学依然是贵重的。这样的贵重其实和文学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了,它关乎生活,它关乎生命。这里头有一个天大的秘密,也可以说天大的常识,———当你还在意生活的意义、还在意生命品质的时候,文学它势必贵重;相反,如果你视生活为草芥、视生命为蚁蝼,文学它只能降格为“鱼鳖”。    杨苡先生自己就是一位作家,一位翻译家。她的作品《自己的事自己做》、译作《呼啸山庄》已然成为我们文学记忆中的瑰宝。但是,那一代人毕竟是那一代的人,他们见证过大的时代,面对过大的灵魂,他们始终怀揣着一颗谦卑的心,无论杨苡先生有过怎样的成就,先生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“读者”,一个巴金的“读者”,一个文学的“读者”,一个生活的“读者”,一个生命的“读者”,一个灵魂的“读者”,一个自由的“读者”,———如斯,人生之中一种最美妙的关系浮现出来了,那就是创作与阅读的互文,文学和生命就是这样相得益彰的。

  2014-03-14 文汇读书周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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